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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节

祭祖节,是指祭祀祖先的节日。清明节、七月半、重阳节、除夕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四大祭祖大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逢年过节祭祀祖宗的习俗,以示孝敬、不忘本。祭祀祖先,有家祭,也有墓祭。祠堂祭,又称庙祭,是一个宗族的人聚集在祠堂共同祭祀祖先。 

清明节历史悠久,源自上古时代的春祭活动,春秋二祭,古已有之,祖先信仰与祭祀文化是清明祭祖礼俗形成的重要因素。清明节在历史发展中融合了 “ 寒食节 ” 与 “ 上巳节 ” 两个节日内容,在宋元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涵盖寒食的禁火、冷食风俗与上巳郊游等习俗的节日。 

“七月半”原本是上古时代民间的祭祖节,而被称为“中元节”,则是源于东汉后道教的说法。七月半是民间初秋庆贺丰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 

重阳节起始于上古,成型于春秋战国,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时期,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佩插茱萸、拜神祭祖及饮宴求寿等习俗。重阳祭祖民俗相沿数千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古老民俗。 

除夕,为岁末的最后一天夜晚。岁末的最后一天称为“岁除”,意为旧岁至此而除,另换新岁。除,即去除之意;夕,指夜晚。除夕是除旧布新、阖家团圆、祭祀祖先的日子。岁除之日,民间尤为重视,家家户户忙忙碌碌或清扫庭舍,除旧布新,张灯结彩,迎祖宗回家过年,并以年糕、三牲饭菜及三茶五酒奉祀。   

蔡伦故事

蔡伦发明了纸,解决了写字困难。当纸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争着购买,很能赚钱。这时,蔡伦的嫂子慧娘心想,造纸有利可图,就让丈夫蔡莫去找蔡伦学造纸。蔡莫去到蔡伦那里,学了三个月,就回来开起了造纸厂。因为蔡莫造的纸,质量不高,卖不出去,堆了满屋,夫妻二人望着纸捆,非常发愁。后来慧娘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在丈夫耳边嘀咕一阵,就让丈夫按照她说的办。

某天的半夜,慧娘假装因急病而死。蔡莫伤心欲绝,在她的棺材前悲哀不已,他边烧纸边哭诉:“我跟弟弟学造纸,不用心,造的纸质量太差了,竟把你气病了。我要把这纸烧成灰,来解心头之恨。”他烧完了又抱来纸烧,烧了一阵之后,只听见慧娘在棺材里喊:“把门开开,我回来了。”这可把人们吓呆了,人们把棺材打开,慧娘装腔作势地唱道:“阳间钱能行四海,阴间纸在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肯放我回家来?”

在场的人们一听,便以为烧纸有很大的好处,都向蔡莫买纸。慧娘慷慨地送给乡亲,这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乡亲都来买蔡家的纸,烧给自己死去的亲人。不到两天,积压的纸被抢购一空。慧娘“还阳”那一天正是农历十月初一,因此,后人都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十月初一,有的地方还有祭牛王的习俗。相传这一习俗起源于春秋秦国。某日,秦文公命人砍倒一棵梓树,梓树忽然化为一头牛。秦文公令人追杀。牛一下跳入水中,再也没有上来。人们就立“怒特祠”祭祀此牛神。怒特,是高大健壮、威风凛凛的公牛。这样的公牛,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驱疫辟邪、保护牛类的功能。

祭祖节烧包袱

在我国一些地方有“烧包袱”的习俗,“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牌用。 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一、大烧纸,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二、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并有沣都城的图案,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三、假洋钱,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四、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五、用金银箔叠成的元宝、锞子,有的还要用线穿成串,下边缀一彩纸穗。

旧时,不拘贫富均有烧包袱的举动。是日,在祠堂或家宅正屋设供案,将包袱放于正中,前设水饺、糕点、水果等供品,烧香秉烛。全家依尊卑长幼行礼后,即可于门外焚化。焚化时,划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在圈外烧三五张纸,谓之“打发外祟”。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遗憾的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的记载。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有祭祀祖先的仪式。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摸和无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从的民俗行为。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原始信仰习俗在中国长期延续有其多重原因。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的,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种联绵不断的文化体系决定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传递途径是畅通无阻的,而因地理环境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较为保守的文化性格又使古老的风俗在传承中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作为原始民俗主体的原始信仰能够在后世大量保留和长期传承。其二,由农业经济和宗法社会中发生的中国文化是以务实精神以及对现实生活、世间关系的注重为特征的,因而原始信仰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一种全民信奉的宗教。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了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至于一些外来的宗教,如佛教,也只能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下生存,无法取代原有的信仰习俗。 其三,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当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时,许多少数民族还处在氏族部落制或更原始的社会阶段,因而原始信仰习俗在各少数民族中是大量存在的。当某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时,也必然会带来许多原始信仰习俗,如辽、金、元、清政权的建立便带来了北方民族萨满跳神的习俗。 中国传统民俗的这一特点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考虑到原始信仰的多方面影响,即使研究外来宗教也应重视外来宗教与本土原始信仰的冲突、融合所发生的诸多变化。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这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影响。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姨母等。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法社会派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

从文化上看,各民族也有很大差别。中国大多数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南岛语系等不同语系,而汉藏语系中又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阿尔泰语系中又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语族之下还有不同的语支。宗教信仰也多种多样,如蒙古族、藏族信仰喇嘛教,傣、布朗、德昂等族信仰小乘佛教,回、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族信仰伊斯兰教,还有一些民族则保留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此外,在民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传统惯制等方面,各民族也有所不同。文化上的差别使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差别明显、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除民族间的差别外,同一民族也常因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袭等不同而在民俗上产生地区间的明

显差别。以汉族为例,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便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民俗。这一点实际上在日益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已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上古时期,中荆楚、吴越,就有着不同的民俗。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除记载了各地的山川物产外,还叙述地的民俗风情,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河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楚……,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显然,班固已认识到民间风俗的区域性特点。宋代以降,由于各地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都市与农村、江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交通要冲与边地僻壤,在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上都存在很大反因此,后世的地方民俗专著、地方志中的风俗志以及笔记、游记等,都述及民间风俗的地区差别。实际上,某些人数较多、活动区域较大的少数民族也有此类差别,如黑龙江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草原上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

中国民俗的上述特点,与某些民族比较单一,生态环境不那么复杂的国家的民俗,有很大不同。这告诫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俗时,切不可一概而论,泛泛而谈,唯有在注意其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同时又十分注意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别,才能认识中国民俗的全貌。

中国传统民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历了多种变革,并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外来文化,却又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联绵不断的发展系统。上述状况反映在民俗上,便表现出既一以贯之,又不断变迁的特点。 从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看,中国与其他民族一样,也是经过了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后进入农耕时代的,而在农业生产中,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人们的衣、食、住、行、运输、贸易等,也不断地从蒙昧向文明发展。就社会状况而言,中国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此期间,具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曾发生过多种变化。 再看宗教信仰,在原始信仰习俗长期延续的同时,还相继产生了道教,传入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岁时节日、游艺竞技等方面,也因历史变革和外来文化的传入而发生许多变化。

相对而言,民间信仰习俗则较为稳定,变化十分缓慢,历代王朝不断下令禁止民间“淫祠”却难以收效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问题。 还有一些民俗事象,虽形式上长期延续,但实质内容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在传统的节日习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总而言之,在中国民俗的母体和核心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其传统架构中的不少内容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一些民俗的内容和形式以其原型或变种长期保留着:一些民俗保留了传统的形式,而原始内容则日趋淡化和消亡:一些民俗在后世的传承中仅保留了原有的名目,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民俗在后世已荡然无存;还有一些民俗却是由于文化的变革或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新出现的。上述状况表明,只有仔细分析和认真研究各类民俗事象的传承与演变,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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